《黄土地》是我看到的第一部陈凯歌的电影。当时电影一出来,就在北京的电影和文学圈子里传开了,朋友向我推荐了这部电影,它令人如此惊艳,让我一连看了好几遍。而《霸王别姬》是我最喜欢的:从故事到人物,再到历史深度与厚度,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它都令我感到满足。
陈凯歌购买了我的作品《白蛇》的电影拍摄权,尽管编剧不是我,但我笃定他是最适合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对于时代的认识、他的人文情怀,以及审美把握应该是最到位的。
与陈凯歌合作《梅兰芳》并不是我第一次做编剧。我的第一次编剧经验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改编我父亲的一部短篇小说,后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后来我的小说《少女小渔》电影版权由李安买去,我也参与了改编,再后来是改编我的小说《天浴》,由陈冲执导。
与陈凯歌的合作经历至今难忘。在编剧上我一直是糊里糊涂,写好写坏都是误打误撞。跟凯歌讨论剧本的时候,他对戏剧节奏和戏剧冲突既有直觉认识,又是训练有素的。比如他跟我说,一个人在说台词的时候,说的是一句台词,心里想的是另一句话,心里这句话要让观众能感觉到,而动作又跟心理和语言都不同,应该立体化地推进人物塑造和戏剧冲突……我觉得这些观点很有意思。
《梅兰芳》的剧本,我大改了四稿,小改了三稿。我的每一稿出来,既有让他肯定的部分,又有让他惊喜的地方,但他是不那么容易满足的,他总是不断地挖掘编剧潜力。我不会“侃”戏,一般讨论不出什么,只能纸上见,不动手写,我的想象力不能够展开。在讨论剧本时,我有时提出的戏路、桥段他会认为不奏效,完成不了设计这段戏剧想要完成的任务。而他自己在剧本讨论的前一天就会做大量笔记,把他想好的戏路理给我听,如果我觉得还有增补,就在讨论时提出来,有时讨论不出结果,他就说,咱们分头再去想想吧。
《梅兰芳》对于我是个转折。写完《梅兰芳》,我对于所谓“写戏”就比较有意识了,不再那么凭感觉走了。从那之后,我开始在国内影视界活跃起来。在合作过的导演中,陈凯歌和张艺谋都是最能“榨干”编剧的导演,每写一稿,他们都把这一稿里好的拿出来,再接着“榨”,直到“榨”不出什么了,再亲自操刀,“榨”他们自己。即使在片场,他们俩还是会接着改剧本。
我知道陈凯歌心里有很多他一直想拍摄的题材、故事,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拍。我最期待的,便是他镜头下的《白蛇》,那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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