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建始末：“三人小组”成员龚浩成亲历回忆

30年前，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期间发表了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谈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闯。”邓小平的这番重要讲话，结束了社会主义国家该不该有证券市场的争论，对股份制和证券市场进行了肯定，解决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姓资姓社”的问题。

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发展”的时代大潮中应运而生，于黄浦江畔敲响了新中国资本市场第一声开市锣。上交所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30余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上交所坚持将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发展进步的动力，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一举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交易所。

龚浩成(1927.2一2020.8)，江苏常州人。1947年考入国立上海商学院(上海财经大学前身)银行系。1955年自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上海财经学院任教，后任副院长。1984年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副局长、局长。其间参与交通银行的组建工作，并推动建立上海银行业同业拆借市场和上海外汇调剂中心。1989年，作为“三人小组”成员之一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后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长期从事金融证券研究和管理。

口述：龚浩成时间：2017年10月28日下午地点：上海东郊中心一村资本有限公司采访：陈岱松、刘晶、魏华文、罗羽琪等整理：罗羽琪、魏华文 1990年12月19日，经过多方努力和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上海、也是全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件大事。当时有人说，搞证券交易所，政治意义大过实际意义。我认为，对于证券市场，在没有实践之前，的确有一些问题一时难以说明白。但只要是能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先进东西，我们都可以借鉴。我们连证券交易所这颗资本主义“皇冠”上的“宝石”都能尝试，这个信号充分表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动摇。

难忘上交所诞生之日

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在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上海市外白渡桥的北桥桥东头黄浦路15号门前，汇集了上海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和来自各界乃至世界各地的来宾500多人。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同志、上海市副市长黄菊同志、前市长汪道涵同志、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同志、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等都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典礼。

我是当天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式的主持人。朱镕基同志一贯比较严肃，当天也难掩激动的神色，他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同志鸣锣开市，黄菊同志和刘鸿儒同志一起将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这铜牌和悬挂在大楼上苍劲端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七个大字，宣告了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诞生。朱镕基同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发表了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由此诞生——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这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内正式挂牌营业。当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面积共2000平方米。600平方米的交易大厅内正面悬挂长5米、宽2.5米的彩色电视显像屏幕，大厅内共安放46个席位，标志该大厅内可容纳46家会员。上海证券交易所电脑中心控制室与上海市各家证券机构的电脑终端联网。交易所的交易情况可同时在全市证券交易柜台的电脑屏幕上显示，上海万国、申银证券公司还专门设立固定的场所，可供客户通过公司电脑终端了解行情，以便随时与证券公司取得联系，委托买卖证券。交易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高效运作。当日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此外，上海证券交易所通过广播和电视等新闻媒介向市民公布行情。

朱镕基拍板建立证券交易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市计划开发浦东。要开发浦东，中央说只能给政策支持，而开发预算就是数千亿元。对于自新中国成立后财政收入全部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这时，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也就是“联办”的总干事宫著铭给朱镕基同志写了一封信，大致内容是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最好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宫著铭用最简单朴实的语言向他作了解释，这引起了朱镕基同志的重视。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康平路市委小礼堂，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他说，他来上海之后，一直在抓财政，但收效不大。他认为要调整部署，从金融改革抓起，而建立证券交易所是其中关键的一环。我记得朱镕基同志当场点名征求3个人的意见。 第一个征求李祥瑞的意见，李祥瑞当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朱镕基同志征求他的意见问道：“老李，你看交易所可不可以建？”李祥瑞回答的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交易所建立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根据当时的形势，建立交易所的政治意义大，表明中国还是要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从另一方面看，建立交易所在经济上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当时没有几家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所以，李祥瑞的中心意思不是反对，而是感觉有风险。 接下来，朱镕基同志的第二句话就问我：“老龚，你怎么认为，你赞成不赞成？”我当时的回答是从经济条件上分析了一下，中心意思还是认为建立交易所急了一点，早了一点，最好还要推迟一点。当时我个人认为那时可以上市的公司数量太少，一直说的“老八股”，也不过就8家到10家公司有条件上市。最好有100一200家公司有条件能够上市，其中一半50一100家将成为上市公司，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就会水到渠成。现在只有8一10家上市公司就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感觉上公司数量偏少。 此时，朱镕基同志掉过头来就问贺镐圣：“老贺，你怎么看？”贺镐圣的回答是：“不管它了，先建起来再说，在建设中发展壮大。”朱镕基同志就征求了我们三人的意见。我们三人的表示都不是反对的，只是总感到当时建立证券交易所的意义主要不在经济上。我记得朱镕基同志当时跟我们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老李、老龚你们两个不要担心，真正出了问题的话，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在第二线上。他们两个当时是部级干部。 最后，朱镕基同志就下了结论，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证券交易所决定办，尽管有阻力，但还是要办。后来，我遇到朱镕基同志的时候，又提到了康平路会议的事情，朱镕基同志说，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吗？大胆试，试不好，我们再改嘛！

“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负责

在康平路召开的那次上海市委常委会金融改革会议上，决定成立负责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负责证券交易所筹建的领导工作，成员分别是李祥瑞、贺镐圣和我。“三人小组”下设了办事机构，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

“三人小组”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三人以个人身份直接对朱镕基同志负责。当时李祥瑞代表交通银行，贺镐圣代表上海市体改办，而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我们这个“三人小组”在组织上是对市委负责，但同时我们以个人的身份对朱镕基同志负责。按照这个原则来组建的“三人小组”，是市委扩大会议最后的结论。 我个人认为这样处理有很大好处。因为我作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代表，按照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的组织原则，我参与这样重大的问题，如果要拿出意见来需要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但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是党组领导，要党组取得一致意见，我才能做，如果党组没有一个统一意见，我本人没有办法做。在正式上报上海市委之前，因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是中央单位，所以我还要上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才能转到上海市委。李祥瑞与贺镐圣也是如此，要经过党委党组同意才能做。这样一来，程序就比较麻烦，也比较浪费时间。

当时碰到的问题都非常具有时限性，立即就需要表态。如果碰到这些问题，每次都一步步按照程序来实施，时间都要拖很久，这显然不利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因此，“三人小组”直接对朱镕基同志负责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三人小组”可以边做边报。然而，如果过度关注效率，只看重个人的行动，而忽略了组织的领导，不重视对组织的汇报，也很有可能导致筹建工作出现偏差，甚至导致风险出现，也是很不利的。所以，“三人小组”直接向朱镕基同志负责有这两方面的益处。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在于此，有相当多的事情“三人小组”直接先报朱镕基同志，根据他提出的意见，下面受理亦不需要经过特定部门，这是一般原则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具体实践过程中，“三人小组”抢时间边做边汇报，边做边统一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建交易所

当时，人们观念上障碍重重。股票市场是去是留，股票市场姓“资”姓“社”，导致了建立证券交易所在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社会上对建立证券交易所有4种说法： 搞股份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发行股票，特别是向个人发售股票，是不是分散了公有财产，会不会搞成变相的私有化？这是其一。 发行股票和债券，对储蓄起了分流作用，会影响国家银行吸收资金的主渠道作用。此为其二。 证券买卖有点像赌博，一些人一夜之间就发了大财，一些人则搞得倾家荡产，这会助长投机思想，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也不利于改善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其三。 开办证券交易所，会不会培育出新一代资产阶级？上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对旧中国的证券交易所是记忆犹新的。那些活跃在证券交易所里的资本家，贪婪成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操纵股票市场，茅盾的《子夜》、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中就有生动的描绘。此为其四。 在此之前，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日试营业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一个证券交易所，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时候，连股份制都是与私有制画等号，更何况大张旗鼓地开办证券交易所。

对于社会上对建立证券交易所的种种说法，我的思考如下：第一，不能仅仅从实物形态上理解国有财产，也有货币形态和证券形态的国有财产。发行股票和债券仅仅是产权的转移，这还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发行股票和债券是企业筹资的一种方式。从实际情况看，储蓄这块大蛋糕越做越大，尽管前者对储蓄有一定程度上的分流，但是银行储蓄的绝对值是大幅增长的，应当以发展的眼光看“储蓄”。第三，证券买卖是一种机会的选择，与赌博是有区别的；投机和投资必然是同时发生的，国外对二者的划分仅仅是时间的区别。第四，人们对旧国的证券交易所的印象，只是从小说中得出的结论，不能以艺术形象取代历史，影响现实。

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还是Shanghai Stock Exchange？

建立证券交易所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交易规则拟定、网络建设、交易场所的选定。建一个证券交易所有许多活要干，当时又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好在当时有市领导的支持。那时要根电话线都难，交易所里要配50根电话线，要层层审批，这50条电话线还是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同志亲自出面才解决的。 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当时，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3家，申银、万国和海通，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第二，交易所的经营品种问题。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只有11家，能够上市的只有6家，是不是应该先以债券交易为主，再逐步创造条件转向股票交易和债券交易并重？第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第四，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还是同时允许买空卖空的交易行为？ 让我们犯难的不仅是交易所的框架牵扯到现实和长远的矛盾，连名字都关系重大，得反复斟酌。交易所的中文名是“上海证券交易所”，英文翻译成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还是Shanghai Stock Exchange，成为了一个问题。Stock是国际上通用的直指股票的词语，而securities则泛指证券。但当时有顾虑，称为Stock Exchange会不会遭到某些人士的攻击和批评？ 当时社会对于stock这个词仍比较敏感，总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加上交易所成立初期，交易的是8只股票，而国债的交易有十多个品种，叫Securities Exchange，也符合股票少债券多的实际情况。后来我就建议交易所方面，不要称为Stock Exchange，称为Securities Exchange也可以减掉点锋芒。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证券交易所一直叫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它的简写是SSE。1997年交易所从浦江饭店搬迁到浦东新大楼时，英文名称才改成了Shanghai Stock Exchange，缩写也是SSE。

行走在金融学者与官员之间

回顾我从学生到学者再到官员的各个人生阶段，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在学校学到了比较全面的经济学领域的知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经济和金融理论基础，后来又有幸以研究者或者改革者的身份见证、参与了上海金融业从严格管制到逐步放开再到日益发展的蜕变历程，可谓此生无憾。

1947年，我考进了国立上海商学院银行系读本科，1951年毕业后留校教书。1952年到1955年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货币流通与信用教研室读研究生，最大的收获是从头到尾、认认真真地读了两遍马克思的《资本论》，把剩余价值学说掌握得比较清楚。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也就是原国立上海商学院，担任助教讲师，讲货币流通与信用。后续，我有很长时间待在农村。1978年后，我被借调到上海《文汇报》当编辑。1978年下半年，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恢复招生，我又重新站上了教师岗位。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将商业银行的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剥离出去。在考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领导班子配备时，总行领导提出一定要配备一名理论界的同志，于是我就被推荐到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副行长，算是走上了仕途，但是没有完全脱离教学，还带着研究生。1987年，交通银行成立，李祥瑞被任命为交通银行第一任行长，我就接任他，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逐渐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大胆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上海也融入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中。经济建设离不开金融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搞金融市场，建立股票市场的出发点或者说基本逻辑就是要完善金融体系。除此之外，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又一手建成了外汇市场，从外汇交易所的起草设计到人员的培训，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我虽然成了官员，却一直保留着学者的身份。除了行长身份之外，我一直兼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名誉院长，同时还是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上课、带研究生、开讲座，忙得不可开交。1994年6月，上海财经大学依托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支持，开办了证券期货学院，我受交易所委派担任董事长兼院长。当时，我国证券市场研究和教学领域一空二白，上海证券期货学院开设大学本科教育的证券期货专业方向，大力拓展证券投资领域的培训和研究工作，在全国属首创。一大批学院的毕业生至今活跃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上。 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执教，桃李满天下让我很有成就感，常与学生交流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有些学生觉得我不像官员，更像是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于学者和官员两个头衔，我认为，搞宏观经济的同志，实务和理论关系很密切，你理论有多高，指挥工作就有多大自由。比如说，证券市场理论上要求公开公平公正，这不是一句空话，要有具体的可操作的实际内容。理论指导实践，这对于宏观机关的领导越发重要。在掌握了一定理论的基础上，官员的身份则给了我推行理论、实施理论的余力，能在指导实际工作上有所创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最好结合。

新中国股市早期的几次重要研讨会

1986年11月10日至1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这是我国与美国金融界首次举办的大型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外银行、证券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方面的人士参加。这次研讨会，开启了我们学习国外经验、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大门。

1988年6月21日至23日，“上海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召开。上海的理论界和企业界近百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之前几年上海试行股份制的经验，主张上海要扩大股份制试点范围，进一步把企业体制改革引向更深层次，在深化企业制度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面。

1988年12月8日至12月10日，国家体改委在北京西直门宾馆召开了一次“征求关于国营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的座谈会(即“西直门会议”)。会议分别由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张彦宁和国家体改委经管司司长孙孝良主持。与会人员对“关于国营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实施方案”进行了原则性讨论，认为中国发展股份制是趋势。

1990年5月28日至30日，来自美、英、法、日等国以及中国各省市、香港地区的近百位金融界人士聚会上海，召开了“发展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会议介绍了中国逐步开放证券市场后取得的成就，指出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时间尚短，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在证券市场品种少、不规范、发行方式不尽符合市场要求等方面。

1992年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与深圳证券交易所联合举办了“深圳证券市场九二国际研讨会”，总结了深圳证券市场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共同探讨了今后如何改进市场运行及管理等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会还邀请境外专家对深圳B股发行、上市和交易提出积极建议。

现在，各类研讨会逐渐发展为定期举行，形成了制度化，研讨的问题中心也深化为进一步探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深入发展的问题。如中国证监会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WTO与中国证券市场国际研讨会”等。

——摘自周沧桑、单永：《学术与艺术作品中的中国股市》，载《见证中国股市》，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标题为另拟。

来源/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金融文化促进中心编：《见证：股市早年岁月亲历者说》编辑/丁　达